光明日报：中国古代疫病防治与官员治理-欧洲杯足球平台

疫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，包含着许多复杂、具体的工作，其中官员治理处在关键环节。所谓防疫之要，治吏为重。疫情防控中，治吏与防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。在中国古代疫情发生的特殊时期，中央对各级官员的职责进行了严格要求，包括及时奏报疫情、采取多渠道防疫措施、实施积极的救灾赈恤等。为强化疫情防控责任，政府加强官员治理，确保各级官员恪尽职守，经由治吏来推动疫情控制，提高疫病救治之效。

一

据实勘验和及时奏报疫情，是地方官员在疫情期间施治的首要职责。在中国古代的疫情防控中，政府对各级官吏在疫情奏报时间、奏报内容、奏报程序等方面均有明确规定。早在秦代，地方官就需向上级奏报疫病信息，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记载，“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，告曰：疑疠，来诣”。其意即在发现疑似麻风病人时，要及时向上级官府报告，再由官府派医官检查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。疫情信息的搜集、奏报、处理、掌控和传布，是防疫决策的依据。疫情发生后，官员应据实勘验奏报。《唐律疏议》规定，“诸事应奏而不奏，不应奏而奏者，杖八十”（《唐律疏议》卷10）。唐代宗时，杭越等地疾疫颇甚，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秩序，因此下诏：“委租庸使与本州审细勘责，据实户差遣处置讫具状闻奏。”（《全唐文》卷48）在亲验勘察的基础上，才能做到“据实”呈报，朝廷依此采取应对举措。《大明律》也规定，若“军务、钱粮、选法、制度、刑名、死罪、灾异及事应奏而不奏者，杖八十。应申上而不申上者，笞四十”（《大明律》卷3）。光绪十三年修订的《钦定六部处分则例》明确规定，地方官“遇有异灾不报者，罚俸一年”。将疫情奏报与薪俸挂钩，进一步严明官员的信息奏报职责。

由监察官员监督并参与疫情奏报等，是确保信息通畅的有效举措。汉灵帝时发生瘟疫，朝廷“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”（《后汉书·灵帝纪》）。中央特派使者“巡行”，有着监督防疫政策落实的用意。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十月，宋仁宗针对各地饥疫频仍之状，下诏“转运、提点刑狱亲民之官，其思所以救治之术，条列以闻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73）。掌管刑狱和司法监察者的参与，使信息奏报与疫病救治有了监督检查的保证。明朝推行严密的报灾检灾制度，“州县官亲诣勘明，申呈抚按。巡抚不待勘报速行奏闻，巡按不必等候部覆，即将勘实分数作速具奏……如州县卫所官申报不实，听抚按参究。如巡抚报灾过期，或匿灾不报，巡按勘灾不实，或具奏迟延，并听该科指名参究”（《明会典》卷17）。灾情奏报中反复强调的是“从实”二字，而巡按参与其间，防止地方官员瞒报和虚应故事，使朝廷及时和多渠道掌握疫情信息。正德五年（1510年）苏松等地大疫，而“里胥乡耆徘徊内顾，惧于罪累，敢怨而不敢告”。监察御史谢德温“凡所设施当疏则疏，当檄则檄”，确保疫情信息及时奏报（《容春堂集·湖海巨坊诗序》）。

“督抚为地方大吏，凡水旱灾伤及疾疫之处即应据实陈奏。”时至清代，中央对督抚在疫情奏报中的职责规定非常严密。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，江州发生灾荒和疫情，康熙帝严责：“人民疾病者甚多，亦匿不奏闻，殊属不合。著该部察议具奏。”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卷238）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，湖南城步县等疫灾发生两三个月后，湖广总督新柱才向朝廷奏报。乾隆帝大为不满，质问其“何以至今始为奏闻？”（《清高宗实录》卷327）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，河南等地疫病流行，中央要求半月或旬日奏报一次（《嘉庆朝上谕档》第19册）。有关疫病奏报和疏通信息渠道的诸项规定，呈现出不断细化、完善和严格的趋向，是疫病防治时期从严治吏的一个重要体现。

二

落实官员的责任，是疫情防控中从严治吏的重点。官员的防疫之责，具体包括正确传播防疫方法、实地查验疫情、及时对患者实施隔离救治、积极开展赈济等。对此，历朝政府都有明确规定，并在具体疫情防控中细化落实。由地方官员向民众普及治疫药方，是防疫的重要措施。北魏永平三年（510年），宣武帝召集诸医工，精选药方三十余卷，“郡县备写，布下乡邑，使知救患之术”（《魏书·宣武帝纪》）。天宝五年（746年），为应对疫病，唐玄宗颁布《榜示广济方敕》，命令地方官员将“《广济方》中逐要者，于大板上件录，当村坊要路榜示。仍委采访使勾当，无令脱错”（《唐大诏令集》卷114）。后梁乾化二年（912年），汴梁发生瘟疫，朝廷下诏：“凡有疫之处，委长吏检寻医方，于要路晓示。”（《旧五代史·梁太祖纪》）疫情期间，地方官员要承担“检寻医方”并“晓示”民众的责任。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闰二月，河南瘟疫盛行，嘉庆帝特命太医院开写清瘟解毒之方，由河南巡抚方受畴“精选药材，按方修合”，广为施散，从“染疫者饮药得痊”的记载来看，效果不错（《嘉庆朝上谕档》第19册）。

落实责任，就要求官员深入疫区查验疫情，积极采取救治措施。东汉建武十四年（公元38年），会稽大疫，钟离意临危受命，“独身自隐亲，经给医药，所部多蒙全济”（《后汉书·钟离意传》）。三国孙吴时，余姚疫疠流行，朱桓“分部良吏，隐亲医药”，在充分掌握疫情的基础上，实施救治（《三国志·吴书·朱桓传》）。所谓“隐亲”者，即官员亲自查验抚恤。大和六年（832年），唐文宗诏令“委长吏官巡抚，量给医药，询问救疗之术，各加拯济”（《全唐文》卷72）。至宋代，对查勘疫情的要求渐趋细化，如“当遣吏抄札家数人口，命医给药……每日两次点察”（《昼帘绪论·赈恤篇》）。主政者亲力亲为，各项救治赈恤措施才能有效展开。

官员防治疫病，重在对患传染性疫病者实施隔离与集中救治。早在秦代，发现患疠者时，地方官将其送往“疠所”进行隔离救治。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法律问答》称，“甲疠，问甲何以论？当迁疠所处之”。《汉书·平帝纪》记载，元始二年（公元2年），“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”。东晋之时，“朝臣家有时疾，染易三人以上者，身虽无病，百日不得入宫”（《晋书·王彪之传》）。北宋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，青州知州富弼在防控疫病时，“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，散处其人”，进行有序的隔离和救助（《宋史·富弼传》）。官员严守“隔离”防疫之责，成为疫情得以有效防控的重要保证。

三

疫情防控是对官员施治能力的重大考验，历代王朝对此高度重视，予以责问追究，确保其恪尽职守。嘉定二年（1209年），杭州暴发瘟疫，宋宁宗要求：“官司抄札诊候，虑多文具，虽已委官措置，可更选差一二员相与协济……诸路州县或有疾疫去处，令监司、守令叶心赈救，务在实惠及民。”（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58之27）在防疫期间，官员的懈怠与推诿扯皮会影响到防治效果，统治者对此三令五申，严加防范。宝祐五年（1257年），宋理宗针对疫疠灾害救治不力之状，下诏斥责：“奈何郡守奉行不谨，所惠失实……可行下各路清强监司，严督诸守臣。”（《宋史全文》卷35）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年），京师发生流民疫病，救济过程中有官员未能尽职现象发生，嘉靖帝责问此乃“违上行私，甚失朕意，是执事者之过也”（《明世宗实录》卷495）。

在疫情防控中，若官员救治措施执行不力，或在疫情期间玩忽懈怠，或从中舞弊害民，都要受到严厉惩处。北魏永平三年（510年），平阳郡大疫，宣武帝下诏“严敕医署，分师疗治，考其能否，而行赏罚”（《魏书·宣武帝纪》）。明景泰五年（1454年），湖广巡抚李实因在疫情期间擅作威褔，被皇帝严加斥责：“既失职，其令回京，廷臣举一人往代。”（《明英宗实录》卷238）乾隆继位之初，陕甘一带暴发牛疫，乾隆质问陕西巡抚等为何无一言奏闻，并“令其速议作何赈恤之法，一面办理，一面奏闻。”（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2）与之相应，对疫情防控有功者进行奖赏也是重要举措之一。东汉和帝时疾疫流行，射声校尉曹褒“巡行病徒，为致医药”，因治绩突出升为河内太守（《后汉书·曹褒传》）。南宋庆元元年（1195年），在两浙疾疫救治和赈恤中，“事毕考验区磨，以全活人数多寡，旌别闻奏，优与推赏”（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58之22）。明代太仓州判李兆庚“值旱疫，多方拯之”，升崇明知县（康熙《瓯宁县志》卷6）。明代砀山县典史陈应奇“县大疫，亲调汤药，全活甚众”，升主簿（崇祯《砀山县志》前卷）。疫情之下诸种奖惩措施，成为特殊时期完善官员考课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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