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：成事的关键，在于超常的战略定力
曾国藩这个人的过人之处，在于一旦看准了，就能够坚持定见，不为种种浮议所动摇。
李瀚章在评价曾国藩时曾说：“其过人之识力，在能坚持定见，不为浮议所动。”曾国藩这个人的过人之处，在于一旦看准了，就能够坚持定见，不为种种浮议所动摇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战略定力极强。
湘军历史上著名的安庆会战，便充分体现了曾国藩的战略定力。
安庆位于天京上游。对于太平军来说，保住安庆是保障天京安全的锁钥；对于湘军来说，夺取安庆则是进军天京的关键。
为此1859年，曾国藩精心设计了安庆会战的计划。他的目的，是通过围攻安庆这样一个必争之地，逼迫太平军以主力来救，从而迫使太平军在安庆与湘军进行决战，以此消灭太平军的主力，夺占安庆，为湘军顺江而下、攻占天京创造条件。为此太湖之战后，湘军立即长驱直入，将安庆的太平军团团围了起来，准备实施既定的会战计划。
然而安庆会战的计划制订不久，曾国藩就遇到了来自内外各方面的压力，每一项压力都足以动摇其会战安庆的决策。这种压力，首先来自于当时的朝廷。
1860年，太平军以围魏救赵之计，先攻杭州，随即出其不意，回师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，并乘胜追击，连下苏州常州，江南于是全入太平军之手。江浙向来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和粮食供应地，因而清政府十分重视苏杭的得失，命令曾国藩放弃围攻安庆的计划，东下救援苏、常，并说“为今之计，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”。为了促使曾国藩能够撤围东援，清政府还赏给曾国藩兵部尚书的头衔，授给他署理两江总督的职务。苏州、常州都属于两江总督的辖区，新任总督的曾国藩有守土之责，自然必须完成恢复苏常的任务。
朝命当前，安庆会战还要不要打，便成了是否坚持曾国藩原定计划的关键。曾国藩分析了当时的形势，认为安庆之围决不可撤。
他专门给朝廷上奏，力陈安庆不能分兵的理由。他说，自古平江南之贼，必须占据上游，建瓴而下，才可以成功，战争初期清军本来是准备控制江苏浙江的，然而几次进攻都以失败而告终，不但不能打下南京，反而丢掉了苏州、常州，这并不是兵力不够，而是因为从下游进攻上游，形势不利。目前这种局面，如果仍然先打苏州、常州，然后从东面进攻南京，必然要重蹈覆辙。所以绝对不应该分安庆之兵进军苏、常地区。即使要想救援江浙，也要先克安庆、芜湖，这样才能得到以上制下之势。
因此，安庆一军，目前关系整个淮南的大局，将来即为进攻南京的张本，是整个胜利的基础，决不可撤。
针对朝廷对太平军的担心，他强调说，虽然目前太平军声势很大，但只要拿定主意，立稳脚跟，形势就会慢慢地发生转变。否则，只能欲速则不达，不但苏常拿不回来，连整个安徽地区也都会丢掉，现在的有利态势就彻底失去。在曾国藩的坚持下，清政府终于不再坚持撤安庆之围的要求。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刚刚解决了朝廷的压力，曾国藩又面临了军事形势的挑战。
1860年底，为解安庆之围，太平军决定再用围魏救赵之计，南北两岸，夹击武汉，以解安庆之围。其中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所部进展极速，1861年初连下英山、蕲水，随即攻下黄州，直逼武汉城下。当时湖北清军兵力极为空虚，只有三千绿营兵，根本不能打仗。听说太平军来攻，武汉三镇的官员富户逃之一空，正在太湖作战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急得吐血，骂自己是“笨人下棋，死不顾家”，要求曾国藩赶紧撤安庆之围，回师救援武汉。
胡林翼是湘军的二号人物，湖北又是湘军的后方基地，显然不可能置之不理。但一旦回师湖北，安庆会战计划就必然落空。曾国藩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之后，做出了判断：太平军重心远在江浙，千里迢迢进入湖北的太平军，即使有破湖北之势，也并无守湖北之力。武汉即使是一时失去，也会马上收复，而安庆一旦撤围，却不可能再有机会了。太平军进攻武汉，目标其实依然是在安庆。
因此无论武汉能否保住，总以太平军回来攻打安庆时湘军能不能坚持住，以定“乾坤之能转不能转”，如果安庆之围能坚持住，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，湘军也早晚会收复，“是乾坤有转机也”；如果安庆之围坚持不住，即使是武汉没有什么闪失，太平军的声势也会大涨，“是乾坤无转机也”。因而他下定决心，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，围攻安庆的湘军仍然不可退：“吾但求破安庆一关，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，转旋之机只在一二月可决耳。”我只求就打破安庆这一关，此外所有的地方太平军你都拿去，我都不要了。
大局的转折点，就一两个月就可以决定了。他还给在安庆前线指挥攻城的曾国荃写信说：“此次安庆之得失，关乎吾家之气运，即关系天下之安危。”这一次安庆争夺的得失，关系到我们曾家的气运，也关系到天下的安危，必须全力相拼。
在曾国藩的坚持下，曾国荃的湘军不惜一切，拼死不解安庆之围。正如曾国藩所料，陈玉成进攻武汉受阻，不得不直接回师救援安庆，来回折腾，反而给了湘军以最好的机会，最后太平军不但未能解安庆之围，陈玉成也在转战途中牺牲，部队全军覆没，安庆和整个安徽由此落入湘军之手。从此天京上游再也没有屏障，太平天国的命运也由此决定。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洪仁玕后来在反思太平天国的历史时，认为太平天国最大的失误之一，就是安庆落到了湘军之手：“安庆一失，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，不可复守矣。”安庆一丢，沿着长江一直到天京的各个城池也相继陷落，天京也就再无法守住了。
在湘军之中，胡林翼的见识与品德都不在曾国藩之下，然而胡林翼的成就却不如曾国藩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胡林翼缺乏曾国藩这样的定见。用曾国藩的话说，胡林翼“于久经谋定之局，每至临事变其初计”，对于大家已经商定的方案，一遇到大的压力，就容易出现动摇，临时改变计划。安庆会战就是其例。
人生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，领导者所遇到的挑战，往往要远远超出常人。一个人如果缺乏坚强的意志，往就会以环境为借口，随意地放弃应该达成的目标。曾国藩曾说：“凡发一谋，举一事，必有浮议摇撼”，凡是你提出一个计划，开始一个行动，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来动摇你的决心。“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，到山穷水尽之时自有路走”，天下的事情只是人尽力去做而已，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自然会有路走。“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，打得通的，便是好汉。”如果刚刚受到挫折，或者听到别人不切实际的议论就心情沮丧，改变计划，那是成不了事的。
因此对于领导者来说，既要有过人的见识，而在看明白以后还要有一种坚持，一种定力，一种意志，一种“倔强之气”。这样的战略定力，是优秀的领导所必须具备的品质。
延伸阅读
真正聪明的人都是下笨功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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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，说是曾国藩在家读书，一篇短短的文章，朗读了多少篇还背不下来。一小偷本想等他入睡之后偷窃。可是左等右等，就是不见他睡。小偷忍无可忍，跳出来大叫：“这种笨脑袋，读什么书?！”
这个笑话并非空穴来凤。曾氏一族的天资并不出色。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笨得出名，一生考了十七次秀才，一直到四十三岁，才勉强过关。
但另一方面，曾国藩又是个极为“精明”的人。
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、战略家。太平军起，举国束手无策。只有他独僻蹊径，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。在从皇帝到大臣或急于求成，或悲观绝望，满朝如无头苍蝇，纷无定计之际，曾国藩提出了“以上制下、取建瓴之势”的平定太平军战略，即“争夺武昌，控制长江中游，再指向九江、安庆，进而攻陷天京”。事后证明，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，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
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。自古功臣，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。剿灭太平军之后，他的功名事业如日中天，此时他却极度冷静，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，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，并采取果断手段，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——湘军。他一生出将入相，没有大的蹉跌，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见。
他深通官场韬略，官场功夫如同太极高手，善于化解种种难题于无形之中。曾国藩的秘书赵烈文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：曾国荃攻打南京不下之际，朝廷令李鸿章协助进攻。李鸿章一方面不想夺了曾家兄弟的首功，向曾家邀功买好；另一方面又想把抗旨之责推给曾氏，因此私下到处解释，做了很多小动作。
而曾国藩的对策是回复给皇帝一道辞气卑约的奏折，坚请派李鸿章前来，不望有功，但求无过，言语恳挚，不温不火。相形之下，李氏的小算盘一目了然。赵烈文评价说，曾国藩的手段，平直无奇，却实高于李数倍。
仅举此数端就可看出，曾氏的“精明”已臻最高层次，实非常人可比。正是与众不同的“笨拙”，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。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，那就是尚“拙”。他说：“天下之至拙，能胜天下之至巧。”
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，靠的完全是“笨劲”。父亲要求他，不读懂上一句，不读下一句。不读完这本书，不摸下一本书。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，绝不睡觉。他不懂什么“技巧”，什么“捷径”，只知道一条路走到黑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这种“笨拙”的学习方式，在他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、吃苦、踏实精神。
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，他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。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，因此比别人更虚心。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，因此抗击打能力特别强。笨拙的人不懂取巧，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，因此不留死角。相反，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下“困勉之功”，遇到困难绕着走，基础打得松松垮垮。所以，“拙”看起来慢，其实却是最快，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成功，不留遗弊。
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九年，但是一旦开窍之后，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。中了秀才的第二年，他就中了举人，又四年，又高中进士。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，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。他总结自身经验，多次说这得益于自己基础打得好，所以“读书立志，须以困勉之功”。
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。曾国藩一生善打愚战、笨战，不善打巧战。
他打仗不贪小利，不求奇谋，踏踏实实，稳扎稳打。他说：“打仗要打个稳字。”他一生不打无准备、无把握之仗。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、战斗的部署、后勤供应、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，指导每个环节都算到了，算透了，才下定打仗的决心。
曾国藩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，以拙为用。他一生要求自己“不说大话，不求虚名”，做事“情愿人占我的便益（宜）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（宜）”。别人以巧似伪欺骗他，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。
曾国藩说到做到。左宗棠在“瑜亮情绪”的促使下，一生不服曾国藩，始则挖苦打击，终则以怨报德，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。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，也时常和他耍心眼、逞私心。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，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、爱护、包容、提携。李鸿章因此终生感激涕零，到晚年更开口不离“我老师”三个字。这个事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，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，麾下谋士如云，猛将如雨，指挥如意，得道多助，成就了“洪杨一役”的最终胜利。
当然，曾国藩最有意义的“笨拙”，还是他的思维方式，正是“扎实彻底”的思维方式，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“中国式思维”的局限和弱点。
中国式思维尚直觉，重体悟，善类比，却轻逻辑。那些才子、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，不循规矩，任意跳跃，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
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别是重视实证、重视逻辑、重视差别。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入手，沿着“现象—差别—差别的扩大—精确量化—创新”的思维路径前进，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，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。
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。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因为其“笨拙踏实”，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。
曾国藩式思维的秘诀。每遇到一件事，他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。反复琢磨，细细分析。而“正”“反”这两个方面，他也要进行细分，把“正”面再分两面，分析它的正反。同理，“负”面也自有其正反。他把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，不使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。这样分析下去，对这件事物就会观察得分外透彻。
曾国藩说，自己“天分不甚高明，专赖学问以求精明”。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，处理过无数大事，大体都很得当。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，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。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础上，再找出要害，把握关键。每次处理完了之后，还要总结经验教训，为下一次作参考。
曾国藩的精明，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笨拙之上，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的。确实，“笨”到极致就是“聪明”，“拙”到极点就成了“巧”。